20年前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，我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。20年来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，这20年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最快、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20年。
我国著名学者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研究员一直从事哲学研究工作，并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的领导工作。汝信是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的特邀代表，并应邀作大会发言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汝信深情地说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年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。当时“四人帮”虽已被粉碎，但长期以来“左”的思想禁锢依然十分严重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对哲学社会科学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远未清除，思想理论战线一片混乱，科学研究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，思想僵化，迷信盛行。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，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支持和领导了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，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。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这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摆脱“两个凡是”和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束缚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。汝信说，目前，中国社科院一年的科研成果相当于改革开放前20年的总和。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也就没有2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，完全可以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。
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作用，汝信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一是在科研中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抛弃空想和脱离现实的教条，而根据我国国情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去研究现实中的新现象、新问题；二是研究主题的转换，研究的主战场从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转向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；三是研究方法不断拓宽，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入各个领域；四是重新恢复并开辟了许多学科的研究，如社会学、政治学、人口学等，大大拓宽了社科研究领域；五是科研开始走出国门，改变了闭关自守状态，国际交流日益加强。
汝信最后说，20年来，尽管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，但离社会的需要还有很大距离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全面系统地总结20年来的伟大实践，研究新情况，总结新经验，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，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好的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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